隨著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，數字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廣度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，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，也為社會安全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挑戰。相較于傳統社會安全問題，這些問題具有高度復雜性與級聯性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“要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，完善體制機制，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”。我國先后出臺《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》《2025年數字經濟發展工作要點》等政策文件，為激發數字經濟活力、優化數字社會環境、筑牢數字安全屏障等提供了政策保障，應統籌謀劃、協同推進，持續提升數字時代社會安全治理水平。
構建社會安全問題精準識別機制
首先，精準識別數字經濟新業態、新模式下經濟社會的整體運行特征及其互動關系，為數字時代社會安全問題的系統治理奠定認知基礎。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，數據在確權授權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過程中，涉及跨業務、跨組織、跨層級的復雜利益關系，單純依靠傳統模式難以全面、精準地識別潛在問題。因此，必須大力加強社會安全問題的預警機制建設，充分運用先進技術手段，對潛在風險實時監測與精準預判，剖析風險傳導機制，及時遏制風險蔓延。其次，精準識別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波動風險。數字技術的突破性創新、商業模式的迭代升級以及相關激勵政策的密集出臺，往往誘發市場投資的集中涌入，導致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波動風險。這就需要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，既要構建數字技術市場公平競爭的良好生態環境，又要發揮政府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導作用。最后，精準識別數字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潛在問題，如群體間收入差距擴大、區域間發展失衡等。對于經濟發達地區，應倡導和促進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，打造數字產業集聚區，培育創新高地；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，加快探索數字經濟特色化發展路徑，構建產業轉移承接和新興經濟之間的協同聯動機制。
完善社會安全治理體系
首先，治理主體要破除傳統安全治理的觀念束縛，樹立整體觀和系統觀，將數字經濟視為一個有機整體，全面考量各個環節和要素之間的關聯與互動。樹立“防范為先、治理為要”的理念，深入剖析數字經濟中數據要素在確權授權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等過程中呈現的復雜矛盾。通過精準把握這些矛盾，提前制定針對性的防范策略，將風險化解于萌芽狀態，為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筑牢根基。其次，強化跨部門協同的治理機制。完善防控管理，一旦觸發預警機制，迅速啟動防控措施，將問題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，切實提升社會安全問題解決能力。積極探索并建立健全社會安全治理的制度體系。在現有網絡安全法、數據安全法的基礎上，進一步聚焦社會安全問題防控，對相關法規進行細化。例如，針對數字經濟中的個人信息泄露問題，明確更嚴格的法律責任與懲處措施。最后，推動治理制度和政策規范的調整完善，持續跟蹤數字經濟發展態勢，及時更新社會安全風險防控制度體系，將防控要求融入政策制定流程，構建全面、系統、高效的社會安全治理體系。
加快建設社會安全智慧管理平臺
要多渠道整合海量數據資源，實時掌握社會運行狀態，依托平臺自動采集前端感知信息，構建“感知—分析—推送—響應—聯動”的全流程閉環管理機制，建設智慧化、全鏈條、全周期的安全管理網絡，以數字化手段應對數字時代的難題挑戰。一方面，加強實時數據采集和算力支撐體系建設。利用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技術，開展覆蓋數字企業經營、數字金融交易、網絡民生輿情等領域的動態監測，開發風險預測模型，實現精準研判。例如，當監測到某數字金融平臺出現異常資金流動時，預警機制會被自動觸發，向監管部門推送風險信息，同步生成聯合處置方案，快速響應行動，化解金融風險，有效維護金融秩序穩定。另一方面，應用數字孿生技術對現實世界進行數字化模擬，并對未來趨勢及風險開展預測分析。數字孿生模型能敏銳捕捉潛在風險的早期跡象。以供應鏈風險為例，當模型監測到核心供應商的生產進度滯后，或物流運輸過程出現異常時，可基于海量歷史數據和風險評估矩陣，快速預測異常信息對整個供應鏈的影響范圍與程度。通過預測分析，智慧管理平臺能夠為政策制定者和風險防控部門提供緩沖策略、應急預案的智能化決策依據，有效降低數字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沖擊，為數字經濟的平穩、健康、高質量發展構筑安全屏障。
更好回應群眾關切與期盼
要關注微觀個體情境，及時回應群眾關切與期盼，推動化解數字時代的社會風險。借助新聞媒體、信訪工作等傳統渠道以及政府官網、“兩微一端”等新型數字化平臺，精準了解民意民情，科學研判和妥善化解矛盾。綜合考慮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，為困難群體提供專門服務。例如，充分考慮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的能力與需求，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，提供專人對接等多樣化服務。完善風險溝通機制，引入法律援助，在法治軌道上解決爭端。此外，應當久久為功，構建完善的保障體系。發揮社會保障體系的兜底作用，加強低保與其他專項救助制度的協調，加快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。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、引入社會組織參與等方式，確保面臨數字鴻溝的群體得到有效救助。建立數字時代的勞動者權益保護機制，特別是要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特點，加快健全失業保險、社會救助制度，完善靈活就業的工傷保險制度。通過拓寬參保渠道、降低參保資格門檻、運用數字技術簡化管理程序等方式，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，從而充分保障勞動者權益，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。
（作者：王紅梅，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、中央財經大學教授）
來源：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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